由四川省曲艺家协会、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政府出品，巴州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演出的大型红色经典曲艺剧《望红台》自2016年演出后，受到了广大观众和业内专家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喜欢和赞誉。这部融曲艺、巴州区的革命故事、歌舞等因素为一体的综合舞台艺术曲艺剧，形式新颖，立意高远，让观众在享受艺术带来的美的感受的同时，也让我们对那段红军到来之后老区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红色记忆，有了一种切身的感受。2019年8月28日，作为四川艺术节的展演剧目，再看此剧仍然感慨万千，心潮澎湃。

故事：宏大叙事的当代表达

如何在舞台上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来呈现一个体量巨大、线索庞杂且又如此深刻的革命老区的故事，毫无疑问就成了摆在《望红台》主创们面前一道不得不攻克的难题，更别提这部剧背后所蕴含的对革命信仰的追寻，对巴中地区因为红军的到来所获得的心理和生活上的巨大情感体验，以及由此生发的对革命情怀世代相传的守望与笃定，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化繁为简，在有限的舞台时空里呈现出来，可谓难度不小。可喜的是，在听取了艺术总监、导演在内的主创团队的意见之后，编剧在经过无数次反复修改与打磨之后，最终采用了现在这种形式，以大山和杜鹃这对青梅竹马的恋人作为主线，分别以《苦水台》《甜水台》《望红台》的三段式的模式来结构故事，可以说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作品既有效地传递了红军到来前后对革命老区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同时又用这种各个部分看似独立成篇，但是内在又有着相互关联的方式，将宏大的历史事件和舞台上真实鲜活的生命个体进行勾连，相辅相成，是一次将舞台艺术与心灵的关照完美结合的范例。

《望红台》演出照

清代著名戏曲理论家、编剧李渔在其名著《闲情偶寄》中曾经谈到编剧要义，今天读来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他曾经谈到一个重要的编剧手法就是“立主脑”与“减头绪”，那么以此反观我们的《望红台》，正是对这一编剧理论的绝好诠释。

大山与杜鹃作为该剧的主线人物，串联起了整个故事，也是三段故事的核心所在，很多人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并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这两个人物在剧中所起的作用，除了上述的剧作功能以外，还另有深意，某种程度上说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艺术加工后的舞台再现，在他们的童年到少年到成年后的个体遭遇背后，似乎我们更能感受到革命信仰和红色精神对大山深处的苦水台人民来讲，其具有的深刻而又不可取代的唯一作用，通俗一点说就是，或许革命对于很多人来讲，只是一种选择，但是对这群生活在大山里面的苦水台的劳苦大众来讲，不革命就意味着活不下去。红军不仅是他们翻身做主的领路人，更是他们走向幸福、活出自我的精神信仰所在。

为了诠释这种宏大的精神，编剧在这对主线人物的设置和塑造上下了很多功夫，颇见功力。大山出身寒苦，自小就过着贫寒的生活，在生活的困苦下，他无从选择，只能以乞讨为生。乞讨的过程中经常遭受来自地主老财的欺辱，他乐观诙谐，苦中作乐，生活心酸苦涩。随着故事的发展，长大后的他被抓壮丁，眼看着就要陷入苦海，幸而被红军救下，加入了红军，自此命运得到了改变，朝着一条光明的大路前行。

杜鹃的命运同样也是充满坎坷，苦难深重。因为贫寒，童年的杜鹃被自己的亲生父母狠心卖掉，过着悲惨的生活。苦水台的苦涩，在小杜鹃的生命中得到了最准确的诠释。若不是红军到来，她的一生恐怕就在那暗无天日中度过了。两个身世凄苦的年轻人，两颗善良相爱的心，他们曾经青梅竹马，曾经两情相悦，但造化弄人，不得不阴阳两隔，彼此分离，只留下一声声呼唤响彻在大山深处。《望红台》望的是救苦救难的红军精神，望的是千百年不变的精神情怀，更是那割舍不断的爱与相守，爱的涅槃。

结构：质朴情感下的隐喻意味

西方剧作家布莱希特在其倡导的“史诗剧”中，最核心的艺术理念就是“陌生化”效果，所谓“陌生化”，一方面指的是角色本身的陌生化，即演员在创造角色时候时刻保持理智，不与角色产生共情，从而能更好地在舞台上塑造人物。另一方面，陌生化来源于现场的观演关系，就是希望在演戏的过程中，舞台上能通过其特有的手段，使得在场的观众时不时可以跳出剧情，保持理性，以便更好地作出判断，领会作品深意。当然，《望红台》这部作品和布莱希特所倡导的“史诗剧”无论是美学思想还是艺术呈现上，都不可混为一谈，但是在这部作品中呈现出来的结构和设计，似乎有着布氏戏剧的某些特质，值得引起注意。